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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士奇有什么特别之处能成为三杨之首?他是什么人?
2022-09-23

杨士奇有什么特别之处能成为三杨之首?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趣历史小编一起看下去。

杨士奇,名寓,江西泰和(今吉安)人,父亲早死,期间随着母亲改姓,再后来又恢复杨姓。由于家贫,所以读书很用功。

青年时期的杨士奇,曾在湖、湘、汉、沔等地游学,做过塾师,喜欢交往当地的硕儒才俊,因此,阅历、学识和人脉都非常丰富,俗话说的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的经验,杨士奇都具备了。

建文帝朱允炆时,杨士奇被举荐入翰林,参与了建文帝修《太祖实录》的工作,这时他的才能被尚书张紞发现,明成祖朱棣赶走建文帝后,杨士奇“以迎顺功,耀编修”,不久进入内阁。

杨士奇有做官的天份,城府极深,在成祖面前恭恭敬敬,口才又好,深得成祖信任。杨士奇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朱高炽的太子位,得到的回报,便是朱高炽称帝后杨士奇的荣华富贵。

仁宗朱高炽时期,杨士奇保了不少敢于直言顶撞朱高炽的官员,并且时刻提醒朱高炽保持清醒,辨别忠奸。有一大臣上书歌颂太平盛世,朱高炽拿给大臣们传阅,诸大臣随声附和,只有杨士奇不赞成,他进言道:“流徙尚未归,民尚艰食,更休息数年,庶几太平可期。”

明宣宗朱瞻基时期,汉王朱高煦造反被平定后,杨士奇又力保了赵王朱高燧,结果让朱高燧很感激,“(赵王)上表谢,且献护卫。”也让朱瞻基事后对杨士奇感谢说:“赵王所以全,卿力也。”

杨士奇对朱瞻基一朝的行政也以对百姓宽厚爱恤为主,减租减息,查办贪污腐败,推举有能力的文武。杨士奇知人善任,喜欢推荐贫寒之士,吏部尚书王直说:

杨士奇所举贤才,列于中外者五十多人,皆能正己恤民。盖公取人,必先德行而后才能,无问识与不识,博询于众论而信乃举。

明代名臣于谦就是杨士奇的举荐。

在明宣宗朱瞻基任上,杨士奇已经辅佐了建文、成祖、仁宗和宣宗四朝,和另两位杨姓三公杨荣、杨溥并称“三杨”,尤其“仁宣之治”,被认为都是“三杨”辅政之功,“是以明称贤相,必首三杨”,“三杨”中又以杨士奇为首。

杨士奇为朱明家族的江山永固立下汗马功劳,本可以功德圆满,可是到了他侍奉的第五个皇帝明英宗朱祁镇时,却遇到了对头,使他本人的名声和对朱明王朝的功德都大打折扣。

二、不在乎人设的文化人王振

明宣宗朱瞻基死后,9岁明英宗朱祁镇即位,此时出现太监王振。

王振是个文化人,有着秀才的功名,只是秋闱屡试不中,他不甘心就此过一辈子,便在永乐末年自阉入宫,做了宦官。

王振是不在乎人设的文化人,这样的人本就可怕,更可怕的是,此人还是为了目的可以自残的人。

果然,入宫后,不在乎人设的文化人王振混得风生水起,他本人“狡黠”,又善解人意,立刻获得明宣宗的喜欢,被授以东宫局郎,服侍太子朱祁镇。朱祁镇即位后,王振被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。这是明朝最有权势的太监,负责完成决策中“批红”的盖印。

王振是有大理想的人,此时成了皇帝信任的人,自然要多加利用,不断对政事进行参与,也就必然要和辅政的杨士奇发生交集。

三、杨士奇对王振的惧怕与纵容

朱祁镇登基后,将被他称为“王伴伴”的王振提升为太监老大,负责“批红”的审核盖印,有如此权力在手,王振要开始实现政治抱负了。

王振是信奉“人性恶”的人,他认为对人的最好管理方式是让人恐惧,于是他对朱祁镇建议以重典治国,他本人对大臣们也是这么做的,稍有得罪,顺者昌,逆者抓。如此一来的效果也确实明显,文武百官对他争相屈膝,“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”。

此时,在“仁宣之治”中堪称国之倚柱的杨士奇,完全没有了国之倚柱的气势,不仅没有对王振加以遏制,反而有纵容和取媚之意。

其实在朱祁镇上任之初,王振对杨士奇颇为忌惮,还不敢过问朝政:

(王振)转旨每立阁外,不敢入,三杨呼入坐以宠异之,振自是权侵重。

杨士奇等人身居宰辅,权高位重,却并不以盛气压人,这似乎是儒家的修养,而且对皇帝身边的人出于尊重,也无可厚非,如果对待君子这么做完全没有问题。可是王振却是小人,对待这样的人,通常的做法是一露头就打。

可是此时的杨士奇对王振并非尊重,而是谄媚迎奉。

王振曾问杨士奇:“吾乡亦有可为京官乎?”王振的意思,希望杨士奇推荐一个老乡来做京官,这是太监公然干预朝政,而且还是重要的人事,照理,杨士奇应该一口拒绝。可是,杨士奇果真为之推荐一个老乡薛瑄,并将薛瑄任命为大理寺卿。

但是薛瑄却看不起身为太监的王振,上任以后也不去拜谢,于是杨士奇又专门提醒他身边的仆人:“若主之擢,王太监力也,朝罢可诣谢。”对杨士奇的传话,薛瑄照旧不理。

王振对薛瑄这个老乡倒是很关切,专门到内阁打听。杨士奇为了不让王振失望,还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:“他马上来。”又让一个和薛瑄关系好的大臣去劝,薛瑄说:

拜爵公朝,谢恩私室,吾不为也。

如此一来一往,可见得杨士奇对王振的纵容和惧怕。

对王振的所为,太皇太后即明英宗的奶奶张太后看不顺眼了,她认为王振把自己的孙子带坏了,于是准备将王振赐死。王振是明英宗的伴伴,明英宗自然对他有感情,便跪下为王振求情,可是,让人想不到而又无法理解的是,杨士奇等也跪下求情。

杨士奇为王振的求情,虽不能说是张太后不杀王振的决定因素,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,而王振的活,就给明朝日后带来了伤筋动骨的“土木之变”。

对杨士奇等如此的行为,有评论说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王振的危害,也就是想让他陪着明英宗高兴。

这样的说法有些牵强,王振干涉朝政的所作所为早已超越了太监的底线,以经历四朝的老臣,不会看不到这点,之所以如此,一个最大的原因,是杨士奇等人经历四朝之后,家族庞大,俨然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,因此不想也不敢与王振为敌。

四、贪恋权位的杨士奇,却被王振压了一头

晚年的杨士奇贪恋权位,虽然年迈,却还占着位置,不想让给后进。

王振害怕“三杨”树大根深,对自己专权不利,于是对杨士奇等说:“现在朝廷什么事都靠你们,你们年龄大了,太累。”王振的意思是让他们提拔新人,杨士奇说:“老臣当尽瘁报国。”杨荣倒是说:“确实应该提拔后生了。”

王振很高兴:“好,你写几个名字来。”

杨荣推荐了几个年轻人,为此遭到杨士奇的责备。

杨荣对杨士奇说的一段话颇有深意:

彼厌吾辈矣,一旦内中出片纸以某入阁,则吾辈束手而已,今数之皆是我辈人,当一心力。

杨荣看得清楚,此时的王振再也不是当初怯生生不敢进内阁的王振了,而权力已经大大超越了三人,一旦他要让谁进内阁,是分分钟的事。

此时,以杨士奇等历经四朝德高望重的“三杨”,虽然并不能完全制止王振的胡来,可是毕竟可以让王振有所忌讳。而杨士奇等人长期把着权力不放,就使得内阁出现断层,如此的断层在杨士奇等人死后结出恶果:新人缺乏资历和为政经验,更无法制约王振。

五、杨士奇让王振坐大的原因

杨士奇一生,乃是五朝在京为官,三朝宰辅,古今少有人为之,因此声名显赫,照理,有如此经历的人很多成了权臣。可是杨士奇非但没有成为权臣,还被一个祸国殃民的太监在眼皮下坐大并压自己一头,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:

1、杨士奇性格圆滑,希望做谁都不得罪的老好人。

杨士奇出生贫寒,为官前又游历各地,因此见多识广,懂得如何保护自己,养成了处事圆滑的性格。

杨士奇本在建文帝手下为官,明成祖上台后,他立刻从建文帝阵营中转向“迎顺”明成祖;后来,在宣宗朱瞻基手上对赵王朱高燧求情,在张太后手上又对王振求情,看似“宽厚”,实际都是他做人留一线的哲学,这样的哲学让他成为谁都不得罪的官场老好人。

2、对君主先察言观色,再选择怎么说和怎么做,最后致无为

杨士奇在朝政之上,并不能直言抗上,而是先对君主察言观色,再考虑如何说话和如何行动,就像孔子所说的宁武子:“邦有道则知”。

杨士奇所奉前四朝,如建文、成祖、仁宗和宣宗都是英明的皇帝,能纳谏之君,在他们面前杨士奇的才能可以得以发挥,可是明英宗不似前四朝皇帝那么英明,再加之有个王振,杨士奇便不敢再像在前四个皇帝面前那么敢说敢做,而是无为自保。

3、杨士奇不能正己,也就无法正王振

做为三公(少保、少傅、少师)的杨士奇,身不能正己,自然也就不敢和王振这样的“坏人坏事”做斗争。

杨士奇家族“居乡不仁,危害一方”,他的长子杨稷横行乡里,作威作福:

挟父势,掘他人墓葬己祖,多养无赖子为奴,强夺婚姻家田地子女,擅抽分商货,屡杀同乡无罪人。

可是,做为父亲的杨士奇,非但不承担“子不教父之过”的责任,反而“欲援仁宗所赐子孙贷死赖赎罪,以救其子。”

杨士奇如此表现,被言官弹劾:“不能教子齐家,何以服人事?”

言官们的话算是一语中的,杨士奇不能正己,自然也就镇不住祸国殃民的太监王振。